“新经济时代，仿效自然的企业才会在竞争中胜出。”日本研究者木内多知与他的合作伙伴美国的比尔·舍尔曼在《企业的自然课》中说。

　　“仿效自然”，意味着企业跟它的利益相关者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和谐相处，也就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承担企业社会责任(CSR)。

　　企业的声誉，越来越与其是否能够充分履行社会责任的行动联系在了一起。早前，美国西南路易斯安那大学的一份报告显示，不道德企业行为的公开至少会在六个月内压低企业的股票价格。而在另一份报告中，当企业能够很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时，其企业形象和品牌的认同度和美誉度会加强。对企业的销售额和市场份额的增长、吸引潜在员工、增加消费者等等，都产生了影响。

　　我们从多个角度寻找那些曾经未能很好与利益相关者和谐相处的案例，它们所开出的“恶之花”，已经或者将在某个领域内长期产生负面影响。对于企业来说，这是警醒，当企业行为有失检点时，它们的利益相关者深受其害，甚至将转而去帮助它们的竞争对手。

　　暴利下的CSR真空地带：奢侈背后的血汗工厂

　　一名7岁的印度男孩，每天工作14小时，一周工作7天，为的就是制造一种圣诞餐巾环，这种产品在英国发售。

　　在英国记者的追踪下，印度血汗工厂曝光。

　　这种餐巾环是一种廉价产品，但奢侈品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2006年上映的好莱坞电影《血钻》曾以写实的拍摄手法揭露了塞拉利昂钻石生产血腥的内幕。而真实版的《血钻》在全球范围内则一直存在，奢侈品代工在业内早已不再是秘密，甚至成为了公开的做法。这与很多奢侈品宣扬的在原产地纯手工生产的童话相当矛盾。

　　奢侈品代工

　　高高围墙布满繁密的铁丝网、把守严谨的出入口还有严格有序的工作流程，在中国的东莞、深圳、温州、杭州等地，这样的工作场景并不让人陌生。

　　目前没有一个系统的统计，能够证实中国到底有多少工厂在为国际奢侈品代工生产，事实上，它们中的大多数只负责繁复工序中的某一个环节。

　　虽然流水线上的工人每天接触的都是那些有着悠久历史的奢侈品大牌，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锁在围墙内(保密协议)的这些一线员工在为国外制造顶级奢侈品的同时，却往往怀揣着微薄的工资。

　　有一项统计表明，欧洲服装工人每小时薪资平均约为20美元，而且工作时间固定;而中国工人的工资很低，劳动力成本只是意大利的1/20，而且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需要通过加班来获取额外的“溢价”。

　　资料显示，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国际奢侈品巨头进一步将生产重心转移至中国。在他们看来，在保障工艺的前提下，中国制造拥有绝对的成本优势，显然这个卖点已成为廉价成本的有力招牌，为奢侈品企业缩减成本、谋取更高利润收益找到了出路。

　　低成本代工

　　今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仅次于列首位的日本。显然，中国人的奢侈品情结进一步肯定了奢侈品巨头们当初的决定。

　　然而，某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奢侈品企业对于代工工厂的克扣也在顺应着金融危机的节奏，最严重的平均降价幅度可超过30%。

　　据记者了解，这些奢侈品企业在挑选代工方时，多以代工企业的工艺水平以及双方合作所需支付的制作成本作为考量标准，生产价格压得越低的企业越容易获得订单。

　　面对这样的局面，这些代工工厂普遍采取的方式就是将被克扣的那部分利润成本转移到一线工人身上，从而保证自己的盈利空间，压榨廉价劳动力的血汗工厂应运而生。

　　资料显示，2007年，法国某品牌方巾在当地零售价为680欧元，而中国企业交货价只有50元人民币，盈利压力通过层层向下传递，最终压在最末端的生产线工人头上。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郭毅告诉记者，在欧美，企业已形成了完备的责任文化，而在国内本土企业的责任意识不强。“企业为了生存，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如何尽可能地创造企业利润，往往容易忽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包括对环境、人权、劳权的建立。”他说。

　　爆发式增长难掩CSR空心阴影 汽车行业升级转型须直面一线员工

　　德鲁克称为“产业之王”的汽车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在产业发展的各个层面基本都走在前列，引导着产业的潮流。但是，近来汽车行业一线员工频频发出的加薪诉求，让人们不得不关注一直被忽略的一线员工。而员工关怀是企业社会责任(CSR)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汽车产业作为一个讲究规模效益的行业，在规模放大的同时，积累了巨额的利润。但是，汽车产业的高利润却无法有效地传导到一线员工，特别是入门级的一线员工。

　　改变不合理的薪酬体系，成为当前汽车行业关注的焦点。其实，改变薪酬体系对企业来说，是放弃目前过分依靠低劳动力成本发展模式的契机，从而在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上作出更多的努力。

　　结构性缺陷

　　去年，我国汽车行业以爆发式的增长成为了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但是，近来发生的系列事件却在汽车行业的耀眼光环上蒙上了一层阴影，一线员工的薪酬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从行业的角度来说，汽车产业是一个规模效应非常明显的行业，在我国汽车市场仍然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利润的增长率远远高于销量、销售收入的增长。

　　根据汽车工业协会统计的17家重点企业集团(营业收入约占全行业的50%)的经济效益指标，2009年1~12月17家重点企业集团营业收入共完成15128.1亿元，同比增长30%;实现利润总额1172.8亿元，同比增长82%。

　　但是，利润的增长却没有给汽车行业一线员工的薪酬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在《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调查中，车企给一线员工的涨薪幅度平均每年不会超过10%。这不仅与行业的整体盈利能力不符，更远远低于管理层的涨薪幅度。很多的合资整车企业更是将涨薪和当地的CPI以及单车利润率结合起来，基本工资已经数年未涨。

　　但是，在《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对国内整车厂商一线员工薪酬进行调查时发现，即使是一线员工的年薪也有着惊人的差别，从2万到7万元不等。一般来说，欧、美系的一线员工收入相对较高，像一汽大众的编内总装工人，一年的收入能达到7万元。日、韩系的一线员工收入相对低一些，年薪平均在3万~5万元之间。而自主品牌的一线员工的收入最低，平均年薪基本上要比日系低1万~2万元。

　　对此，广汽集团董事长张房有曾对外媒表示：“入门级工人薪资不足，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张房有指出，技能较高或经验丰富的汽车工人收入相对高一些，但入门级员工的薪资往往仅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相当。

　　在基本工资过低的情况下，一线员工要想获得更高的收入，只能依靠经常加班。在去年，因为车市的意外爆发，大部分车企都是一天两班倒，每班11个小时左右的工作时间。一线员工通过高强度的劳动，获得了收入的某种提升。

　　走在趋势前面

　　汽车专家张志勇对本报记者表示，涨薪将成为中国制造未来的趋势，而汽车产业更应该走在趋势的前面，摆脱对低成本劳动力的过分依赖，将利润增长的重点放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上。

　　在中信建投中期策略会上，汽车行业分析师陈政表示，宏观及汽车行业一些新的趋势正在出现。第一，产业工人工资将持续快速上涨。这将给车企带来两方面影响，负面影响是成本压力上升，积极影响是汽车大众消费时代将真正来临。因为目前产业工人工资2000~4000元/月，3~5年可能翻倍，跨过汽车消费收入门槛。

　　福特汽车的“5美元”日薪曾经在整个产业领域引起了轰动。福特在1908年推出了售价850美元的T形车，1914年将工人日薪提高到5美元，不仅仅提高了劳动效率和工人的忠诚度，更是在宏观上推动了美国汽车消费普及和中产阶级的兴起。

　　后来，在工会的带动下，美国汽车产业工人的福利一路上涨，导致了在行业的衰退期，员工福利成为了企业沉重的包袱。但是在目前我国汽车产业仍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提升薪酬将是势在必行。

　　在我国汽车产业，一线员工的劳动强度非常大。目前，大部分车企都是充分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生产线基本都是半自动化生产，以减少设备投资的摊销。以丰田汽车为例，在全球范围内，其生产方式都是“带人字旁的自动化”，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的同时，也意味着工作的高强度。而自主品牌的生产线普遍来说，自动化程度更低，劳动强度更大。

　　现在打工的新一代产业工人，已经不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打工赚钱之后再返回家乡，大部分都希望在城市生活。大幅提升一线员工的薪酬，将会真正培育一个职业的工人阶层。

　　从更大的意义来说，提升薪酬将是我国车企改变增长方式的一个契机。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一直是我国对各个产业的诉求，但是因为有着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导致企业在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上充满惰性。提升薪酬，劳动力成本开支的加大，必然迫使企业将目光更多地投向技术和管理的创新。

　　食品不安全 CSR缺失致行业被“妖魔化”

　　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何志毅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如同优美的音乐都由两个主旋律构成一样，企业也是如此，在把企业经济效益作为第一主旋律的同时，社会责任应该是企业的第二主旋律，虽然主观利他人，但客观利的还是自己。只有两个主旋律交替、交织、变奏、回旋，才能构成丰富多彩、动人心弦的音乐篇章。

　　但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做到这一点。近年来，不和谐的乐章在很多企业奏响，其中食品企业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领域。

　　今年6月，《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12个城市开展公众安全感调查。在问及社会治安、食品安全、交通安全、职业安全、生产安全等11项安全问题，你最担心什么时，食品安全以72%的比例“拔得头筹”。

　　伸向餐桌的毒手

　　2008年的三聚氰胺在让人怜惜那些无辜的大头娃娃之余，也让三鹿吞下了恶果。可曾经遭遇食品安全问题的企业何止这一家。肯德基苏丹红事件、冠生园的陈馅月饼……食品安全屡屡出现在人们眼前。

　　近期，“特丁基对苯二酚”、“聚二甲基硅氧烷”这两个读起来都稍嫌拗口的词汇，随着麦当劳的添加剂事件迅速地提升了曝光率。

　　真功夫通过两家供应商从美国和丹麦进口的排骨原料被发现有残留胶线、铁圈的事实也接踵而至。

　　“及时应对和公开信息，是处理食品危机的不二法门。”正略钧策管理咨询合伙人李雪松认为。

　　然而，在事实面前，企业做到这点的却很少。真功夫早在内部会议上就供应商提供的进口排骨质量问题频频讨论，但事实真相却被隐藏了2年之久。其回应也显得有些苍白，对消费者而言，他们会提出疑问，一句所谓的“有问题的排骨原料绝不可能上餐桌”的回应真能让人信服吗?既然早已发现了问题，为什么不彻底断绝与供应商的合作呢?

　　同样，麦当劳的添加剂事件起因则是一位网友比照英美两国麦乐鸡的不同而引发的一连串连锁反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调查研究后发现美国的麦乐鸡不只卡路里和脂肪都比英国的高，还包含了英国麦乐鸡没有的两种化学物质。

　　当愤愤不平的美国公众把质疑抛向麦当劳时，简单一句“制作方法不同”的解释却让人们难以接受。既然有能够很好控制化学成分残留的办法，为何不在其他国家也广而推之呢?

　　对此，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郭毅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上述反应其实只是企业的应急性响应。“企业在遭遇此类事件时，一方面急于挽回声誉，另一方面多会申明此事非经营理念本意，以此来最大限度避免对品牌声誉的冲击。”他说。

　　然而，随着这些在业内只做不说的秘密成为行业潜规则时，我们看到，真功夫的排骨虽然是进口，但实际上价格比国内的排骨还便宜，因此真功夫对两大问题供应商很是依赖。而麦当劳的上述两种添加剂仅是为了提高食品的美观度，延长食品的保存时间。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食品行业的最大特点是产品替代性强，消费者很容易迅速找到同类替代品，这就导致了该行业的激烈竞争。“迫于市场的压力，食品行业的企业对于成本的计算会很计较，且会采取一些消费者不易察觉的做法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他指出，食品行业涉及的产业链过长，使得对该行业产业链的监管变得异常困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让部门企业有了钻空子的缝隙。

　　在李雪松看来，食品危机最致命的打击是产品形象和企业信誉在消费者心目中的颠覆和倒塌，从而会导致消费者对整个食品行业的不信任。同时，郭毅也提及，这种不信任会逐渐演变为消费者对行业的“妖魔化”，继而引起社会对其的恐慌。

　　名与利的纠结

　　随便翻阅那些食品巨头企业的资料，社会公益、企业责任都被放在了一个宣传的显著位置上，而每年大量的公益活动和慈善资助也给这些企业套上一圈又一圈的光环。

　　然而，再回望这些食品安全问题留下的后遗症，不禁让人产生怀疑，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作为究竟是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做出的考虑，还是企业间竞相开展速度竞争时，使用的另一招营销策略呢?

　　在郭毅看来，企业标榜自身社会责任其实是企业构建自身责任竞争力的市场战略。“不排除企业社会责任被恶意利用的可能”，他坦言，确实有不少企业借助这一手段加剧竞争对手的经营成本，同时作为其与同行竞争的一种工具，但绝不是全部。

　　李雪松强调，真正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有良知、道德示范、无私付出、长期投入和一致性的行动，而不是纯粹的利益交换。“如果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承诺，没有管理层价值观的有力支持，也没有连贯的过程和活动来加以推进，只是作为一项营销花招或手段加以实施，那么企业非但不能从中获得经济回报，甚至会被外界看成是虚伪的举动。”

　　清华大学国家建设与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课题组在一篇论文中曾指出：“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一定要回归其基本底线和本质精神，即绝对保障消费者安全，这也是实现消费者价值的本质要求。”

　　显然，在用数以亿计的资金堆砌起企业高大的社会责任形象的同时，它们往往忽视了最基本、最重要、最普遍的责任，就是无条件保证每一件食品的质量与安全。

　　为此，郭毅认为企业标榜的社会责任不能只流于外在的诸如慈善捐款这样的表面行动，而是应该把其作为长期战略规划的一部分嵌入企业的整体治理中。

　　“从短期来看，企业社会责任资源的投入从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从而影响利润，但从长期来看，两者却是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郭毅说，“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会促进企业利润的提升，同时企业在增加利润之后，就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社会责任体系建设之中。”

　　环境是企业绕不过去的CSR门槛

　　7月20日，大连的金石滩、泊石湾沿岸出现了成片的原油，本打算到海边嬉戏游泳的人们，情绪跌落到极点，他们沮丧地望着大海，扼腕叹息。

　　如果不是当天骤起的大风与暴雨，可能这些原油只是在黄海中心毫无目的地游荡罢了。但现在，它们却随着南风神速地上了岸。这就是中石油管道爆炸发生后所产生的连环效应。

　　这段时间以来，多家国内外企业都连续发生重大污染事件：BP公司因钻井平台突然爆炸，致使原油泄漏，美国墨西哥湾湛蓝的海景已荡然无存;紫金矿业铜矿湿法厂发生污水泄漏事故后，导致汀江及附近其他江河也受害至深;中石油管道爆炸案的出现，促使部分原油回灌到了海洋，大连遭遇到罕见的污染。

　　这还仅仅是很小一部分污染环境的公司名单。很多知名公司都曾因为环保不到位而被环保部点名，一些公司已经在整改，取得了一定成效，还有部分企业则仍然在继续地将公众利益、社会利益抛在一边，违规开工、运营相关项目。

　　压力不大企业松懈

　　一旦发生环境污染事件，人们经常会将注意力集中在同样的问题上，监管部门的态度以及惩罚力度是否足够。因为只有更严格的监管和更大力度的惩戒，才可能让一些心存侥幸的企业重新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

　　如果惩罚机制不够完善、罚款数额不够巨大，警示作用其实就很小，该企业继续违规行事的可能性将非常大。

　　比如说，紫金矿业出现了环保门事件后，有分析人士就认为，紫金矿业的潜在赔偿责任将会很小。

　　一方面，政府不太可能让紫金矿业全线整顿，毕竟该公司是当地的纳税和就业大户。其次，其所担负的赔偿数额可能也不会太大。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也表示，中石油吉化双苯厂事故导致松花江污染后，中石油的赔偿额也只有百万元人民币左右。而BP公司在美国则可能要面对高达数十亿美元的罚款。

　　假设惩罚力度不够大，那么其他企业的压力也会变得很小，根本起不到“杀鸡儆猴”的作用。这也是为何中国不少公司会出现连续污染事故，或者在不同子公司有不同污染发生的重要原因。

　　比如紫金矿业的汀江污染事件，就是因为该公司长期不注重环保所带来的恶果。

　　2007年其准备登陆A股市场时，就被环保部发现有5家新近收购的子公司存在环保基础较差的问题，且有环境违法记录。当时，紫金矿业选择了对这些公司进行剥离的方法。

　　但最近，紫金矿业被环保部再次出示过黄牌(5月28日)，这距离7月3日事发时间点只有一个多月，这说明紫金矿业的环境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当然，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以及提高，企业会承担各方的更大压力，在政府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的这一大前提下，民众对环境污染的容忍程度将会快速下降。

　　绕不过的社区关系

　　如果前期某企业在建设新项目前，不考虑、不重视对社区、当地环境的环保、安全等因素，想要绕过民众这关已存在一定障碍。

　　眼前的案例就包括厦门PX项目以及中石化中科大炼油项目，它们都是因为当地居民对自己所在生活区域未来的空气、土壤及水质的担心而起，最终不得不迁移原定建设地址。

　　如果在环境保护上没有达标甚至出现故意污染环境的举动，那么社区居民与企业之间也会产生强烈的摩擦。

　　2008年6月，壳牌公司就与尼日利亚三角洲地区的Orogun社区居民发生了冲突。居民们看到壳牌在用大功率的压缩机向一口油井里注射废物，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该地区的酋长们组成了委员会，不仅要求壳牌立即停止排污，而且也在寻求法律支持获得足够的赔偿。

　　更早前的2004年，杜邦公司也被美国多个州的居民要求赔偿，被索赔额高达数亿美元。原因是杜邦生产的不粘锅涂料特氟龙可能含有致癌物质，从而给所在社区的水质带来污染。

　　杜邦事件至今都令人记忆犹新。公司不仅支付了巨额赔款来补偿他人，同时杜邦自身的名誉也受到了损害。

　　这种影响对杜邦未来的发展将是深远的。今后它在全球各地建设工厂时，人们可能会很容易将它与“环保是否过关”联系到一起，从而对其产生警戒心。

　　而且，未来杜邦也需要持续地、不断地用更多人力和物力投入，再回头来弥补人们的印象。

　　善待环境和社区

　　“中石油、紫金矿业等公司的环保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直存在的。这反映了经济高速工业化时，企业的环保风险在不断积累。现在看，这种快速积累已经达到了一个底线。”马军说，钢铁、石油、化工等大户们首先要遵循相关的环保法规;否则，企业根本没有生产经营的资格。

　　中石油输油管道爆炸案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可能是一个突发性的事件，但是紫金矿业这样的公司长期存在环境污染问题，违规记录层出不穷。其领导层也好，下属员工也罢，都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日积月累之后引发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可能性极大。

　　“环境监管部门也应尽责尽力，不仅要公开企业环境信息，也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督促企业持续履行环保责任，不断更新和改善环境保护的设施、提升环保意识并积极行动。政府监管的不严格、不进行大规模的整治，都无法让企业感受到压力。”马军强调。

　　记者在江西当地采访一家企业的环保问题时也看到，环保部门有关人员的办公桌上就摆放着核查名单和核查时间，不定时地去相关企业排污口查看情况。

　　马军也表示，一定要让企业意识到所在公司的环保治理，对自己、对整个社会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比如说，某企业的环保治理一旦不到位，它将成为生态环境的强大破坏者，影响到所在地的海洋及陆地生物繁殖，甚至改变生物物种、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

　　另外，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也很可能进入到这些违反环境法规的企业员工家水龙头里。他们自身也可能通过食物链的摄取，吃下不洁食物，其所食用的粮食，也可能是被污染的。

　　马军说，“善待周边的环境，也就是善待自己。否则，不仅企业和个人都将付出惨痛的代价，而且环境污染所种下的祸根，还将留给后人。”

　　新常态下CSR的五种应对策略

　　罗伯特·鲁瑞 斯科特·丹尼尔斯

　　金融危机发生后的种种迹象表明，企业很难回到从前的商业状态。今天制定的商业计划怎么能够应对一个充满了结构性需求转移、监管扭曲和必须进行输入替代的未来呢?

　　新常态环境需要对资产组合、竞争地位、增长途径和创新机会进行仔细的思考。

　　不能或不愿接受并预先对市场、行业或产业经济中发生的大的结构性变化做好准备(就像碳排放定价对于商品投递成本和材料可替代性所产生的影响那样)，将是下一轮战略管理失误的案例的主要原因。这些转变的意义很大且无处不在，需要以一个很少采用的规模和范围对企业的竞争力进行冷静分析和评估。尤其是我们看到了对企业很重要的五点意义，以及他们如何对待战略、规划、风险管理和竞争力：

　　1.产品和资产组合的结构性吸引力将发生变化。由于企业必须在价值链中消化碳排放的价格，产品和资产组合的价值将发生重要转移。考虑到这些变化，大多数企业将面临一系列棘手问题。

　　在新常态环境下，产品品类的吸引力和该品类内单个产品的竞争力都将发生变化。在企业战略层面，企业可能会需要根据各品类中的碳浓度和投入价格波动，重新考虑将如何在各品类中配置资本。即便是在那些行业吸引力在新常态下有所提升的品类中，某家企业也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某种产品组合与竞争对手相比处于劣势。每家企业都需要就其产品组合中的每种产品回答一系列很重要的问题：这种产品是否需要有所调整使之更具竞争力?如果是，需要做多大程度的改动?是否需要大规模调整配方或设计，是全部推倒重来还是不管它?有没有可能用别的厂商生产的自有品牌产品来替代它?在回答了这些问题后，才会推动创新和投资议程的改变。

　　简言之，新的碳排放税机制、更大的投入价格波动，以及更严格的政府监管将对各家企业生产的每种产品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以及该企业如何就这些产品的生产、销售和分销做出最佳选择产生深远影响(有些是正面的有些是负面的)。这些选择最终将对每家企业的市场价值和竞争地位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2.运营效果仍然会很重要，但企业的眼光需要放得更长远，重视基本的竞争优势来源。在过去20 年里，企业一直依赖运营效果来应对日益激烈的成本竞争。网上的价格透明度和比较购物，以及廉价的中国制造将给最终产品的价格带来很大的下行压力。

　　在新常态环境下，要想拉升利润，在技术、供应链配置和组合方面的明智战略选择将比卓越经营更重要。卓越经营需要可实行的稳定性才能成为主导战略。在投入价格剧烈波动的环境下，产品组合按照替代效果和政府监管方面所发生的深远变化进行调整，一家企业的盈利性将更多地依赖其管理相对优势的能力，而不是其根据当前经营方法逐渐调整最佳实践的能力。

　　降低转换、配方或组装成本对于利润和相对成本地位所产生的影响将比以前小得多。碳排放对成本结构所带来的冲击将迫使企业重新考虑其组合选择、生产方法、战略和实力。在新常态下，高生产力不足以保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3.企业如果要推动价值创造和增长，可能需要增加在各种超越传统模式创新方面的投资。随着品牌所有者和Home Depot、沃尔玛等大型零售企业将合规负担和对环保的需求转嫁到上游，那些议价能力很低但原材料成本高的企业(特别是那些处于价值链中间环节的企业)会不断感到成本和竞争压力的增大。

　　与此同时，根据环境管理、原材料的无毒性以及最终成本等因素寻求“更好选择”的消费者将引领新的竞争态势。而品牌所有者在这些方面的应对表现则会给他们带来机会或挑战。

　　政策措施和碳排放税将重新安排成本结构，进而改变消费者需求。在新常态环境下，企业可能会寻求新技术来减缓碳成本的影响，符合降低碳足迹的新要求。获得这些替代技术的企业在谋求增长、创造价值和最终竞争优势方面都将处于有利地位。

　　新常态世界会比较重视在能源开发和利用、材料科学、工业流程、监管环境、融资机制、物流和生命周期管理方面的创新。那些已经在这些方面投入了时间和资源的企业将成为其所在产品品类的进化决定者，以及新常态环境下的市场领军人物。

　　4.在一个动荡的、难以预计的经营环境中，资本市场将根据具体企业的“战略韧性”、灵活性和灵敏性对其进行奖赏或惩罚。这三个推动新常态的关键因素相互结合、相互作用，将产生这样一个时期：大家在制定未来规划的时候，历史的参照作用将越来越小。

　　商界领袖可能需要越来越习惯于从多个视角来看待未来。

　　最成功的企业将与价值链合作伙伴建立密切关系，以促进在遵从、创新以及明确新的增长平台等方面的协作。当监管收紧、消费者对透明度的要求越来越高、材料和流程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等诸多因素使战略配置不当的成本越来越高时，这种协作的回报就会越来越高。企业会不可避免地需要和能够对其战略结果产生影响的更多方面进行合作。

　　最后，各类企业都需要在提高实时市场感知能力方面进行投入，从而规避风险，并从产品需求方面的波动和结构性变化中获利。管理层可能需要具备灵活迅速的决策能力，从而对这些有关市场的深入见解作出回应。在新常态环境下的好战略包括拥抱变化，调整业务流程使之适应日益动态的市场。

　　5.停止试图管理利益相关方而开始让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通常，企业都采取了应对式的、偶发性的、以遵守法规为中心的方法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等打交道。这种方法主要依赖的是确保企业遵守目前的法律法规，同时只有在危机发生时才与主要利益群体(而不是消费者、员工和资本市场)合作。如果危机确实出现了，企业采取的应对措施也是公关性的危机管理方法，通常还佐以对相关立法和执法部门的大力游说。

　　在新常态环境下，公益行业对于媒体的掌控和对多个利益相关方的调动导致传统的危机管理方法失效。公益组织可以通过多种媒体渠道，特别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抢占先机。与此同时，通过利用选民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担忧，这些组织也可以影响立法机构和监管机构，从而间接完成幕后游说活动。